汪精卫先生亲笔所书的《日记》墨迹（右侧展示），及其左侧所呈现的“遗言”标题。
长久以来，从事民国史和日汪史研究的学者们普遍观点一致，认为汪精卫未曾留下日记，亦无遗嘱留存。然而，1964年，在香港意外发现了汪精卫的遗嘱《最后之心情》；1987年，上海又出土了汪的《日记》。信者坚信其存在，疑者则断言其为虚，各方意见不一，难以定论。
01、《日记》的发现
1987年11月12日，民革成员朱景正与方铿夫妇，慷慨地将汪精卫的《日记》捐赠给了上海市档案馆。朱、方二位均为解放军军事医学院及上海徐汇区百货公司的退休员工。他们的善举，赢得了上海市档案局、档案馆、民革上海市委、中共上海市委统战部以及市政府的高度赞誉。国内媒体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史学界随即掀起了一阵波澜，众多历史学者纷纷前来档案馆参观访问。
这是一册1933年美国麻省波士顿缪尔·沃德公司出品的日记本，封面为紫绛红牛皮套，配有搭扣和小锁。内页分五栏，眉头有英文和阿拉伯数字的年、月、日。每月后专门有一页，为“大事栏”。日记本长约12公分，宽约9公分，厚2公分，和现在的“工作手册”差不多。封面上印有“A line a day”（一日一行），可见只能寥寥数语，不能长篇大论。这样一册华丽的日记本，当年似乎非一般普通人所能有。日记从1940年1月1日起，至1944年1月25日止，因汪病重，未再记下去。《日记》怎么会在朱景正、方铿手中呢？此中关系十分复杂，涉及方君璧一家和汪精卫的私交。方铿有篇文章说：“我们的十一姑方君璧女士，解放前在上海一家英商清洁保管公司的仓库中，寄存了约近百箱的物件，其中即包括这本《日记》。十一姑1949年离沪后，由她的妹妹方君瑞（我们称呼她为十七姑）代理付保管费等事宜。……这些物件究竟是些什么东西？当时我们和十七姑都不知道。”
在“文革”那动荡的十年间，这些珍贵的物品无一幸免，尽数被查抄。直至1972年，它们才得以逐步返还。1979年的返还名单中，朱景正夫妇意外地发现了一封英文信件以及若干衣物用品。这封信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致汪精卫的信函，而那些衣物用品则属于孙中山的遗物，是宋庆龄赠予汪精卫以作纪念。在这堆混乱的衣物中，他们发现了汪精卫的《日记》。显而易见，这些物品均为汪精卫、陈璧君夫妇生前托付给十一姑方君璧保存的。经过细致的观察和研究，《日记》确系汪精卫的亲笔，故此可确认为其所写。方君璧，汪精卫最亲信的曾仲鸣的妻子，一生钟爱绘画艺术，远离政治纷争，她绝不会撰写此类日记。朱景正与方铿立刻与十七姑方君瑞商议，决定将孙中山的遗物、宋庆龄的信件以及汪精卫的《日记》捐献给国家。当十一姑方君璧在国外听闻此事，也欣然表示赞同。汪精卫将《日记》等物交由方君璧保管，而非自己的子女，看似不合常理。然而，汪、方二家关系密切，且关乎汪精卫早年的恋爱与婚姻，因此这一做法亦非令人费解。
02、辨别《日记》真伪
汪精卫《日记》的传闻一经传出，国内虽波澜不惊，然而在国外却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尤其是汪氏家族的成员以及方氏后裔均对此表示否认，坚称其为伪造之作。即便是那些与汪精卫相识且至今仍健在的人士，也都异口同声地表示，汪精卫从不曾有过写日记的习惯。方君璧在联合国机构供职的儿子，亦致信国内相关部门，明确指出《日记》乃伪造。本人曾将此信的副本转交给上海档案馆，以供参考。
1987年12月18日，《联合时报》（市政协机关报）刊登了汪精卫之子汪文悌从香港寄给上海亲友的信件，信中提及“父亲从未撰写过日记”。随后，北京有位自称为汪文悌导师的人致信上海档案馆，质疑《日记》的真实性，认为是汪的亲戚陈春圃伪造。然而，经过核实，这一说法被证明是错误的。例如，1940年4月上旬，汪精卫前往华北时，陈春圃并未随行，因此不可能伪造日记。正是这位自称是汪文悌老师的人，在仔细阅读了《日记》后，转变了看法，确信其为汪的真迹，并放弃了之前的怀疑。
《日记》到底是真是假，当时的上海档案馆馆长韩述之十分重视，并邀集国内专家进行鉴定。经研究论证，确认为真，并非伪造。北京师大马列教研室的蔡德金，是研究日汪史的专家，也认为《日记》是真的。上海《新民晚报》将《日记》和汪致陶希圣亲笔信的字迹对照，也有力地证明《日记》是汪的真迹。上海复旦大学研究汪伪史的专家黄美真，也肯定《日记》是真的，并且高兴地说：“这确是汪逆的手迹，这对研究抗日战争史和汪伪政权史，真是太及时太珍贵了。”
汪精卫周围模仿汪笔迹最逼真的有三个人，即曾仲鸣（方君璧的丈夫）、林柏生和陈春圃。曾仲鸣早已于1938年在河内被戴笠暗杀丧命。林柏生虽是汪“改组派”的核心人物，但还不是汪最亲信的人，汪的许多私事，林不会知道。至于陈春圃，他是汪妻陈璧君的侄子，一向庸碌无能，对汪、陈唯命是从，他绝不敢伪造汪的日记。60年代初期，笔者在上海市监狱见过陈春圃，谈了很久，见他小心谨慎，好像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头的样子。他对汪精卫、陈璧君数十年来视他为家奴这一点耿耿于怀，反感很深。陈说：“在彼等面前，我从未敢多言一句。”彼时，陈春圃正着手撰写一部回忆录，名为《汪精卫集团投敌内幕》，对汪、陈二人极尽诋毁之能事。如此一位家奴般的人物，伪造日记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更何况汪氏诸多政治活动，陈春圃实不知情。
通过《日记》的观察，确实呈现了“每日一记”的模式，本质上更像是一份备忘录形式的记录，其中并未包含任何为自己辩解的措辞。即便有人试图伪造，这样的行为又有何价值？汪的家属尽管反复宣称汪并未写日记，但也不能完全排除汪拥有一本简易的备忘录的可能性。方君璧在世时，对这种“每日一记”的做法是默许的。
另一确凿证据，证实了汪精卫的《日记》乃真品。1989年4月8日，上海《新民晚报》刊登了汪精卫致李圣吾（曾任大汉奸，汪伪“司法行政部”部长，十多年前仍健在，当时居于香港）的亲笔信件。汪精卫的《日记》被发现后，海外人士曾就此向李圣吾求证，但他并未明确回应。汪精卫致李圣吾的手写信件共计六页，书写于1941年8月17日，信中提及：“士群兄因特工组织关系错综复杂，约见者较多。此事死后检阅日记，便可真相大白。”笔者曾以此信件咨询香港相关人士，并转询李圣吾，李承认信件的真实性。鉴于当时汪精卫与李士群关系密切，汪的亲信颇有微词，因此汪在信中如此表述。李士群，即汪伪上海特工机关“76号”的负责人，残忍杀人，声名狼藉。汪精卫提及待其死后查阅日记，足见其确实有写日记的习惯。
专家们同时将汪的《日记》和《周佛海日记》对照，也证明汪的《日记》绝非伪造。例如，1943年5月4日汪的《日记》为“晚宴各院部长于北极阁”，而《周佛海日记》在同日也记着：“赴北极阁宴汪先生，因今日为汪先生61大庆也。”（笔者注：此处周记有误，1943年汪为60岁）又如：1943年4月29日，《周佛海日记》中写着：“最高国防会议第13次会议，实业部长梅思平跪地大哭，请求辞职，汪先生亦跪。余初扶思平，嗣见汪先生跪，改扶先生。”而汪的《日记》中则简记为：“最高国防会议。梅思平。”由此可见，汪、周二人的日记是吻合的。梅思平所以要跪地大哭，其原因有二：梅是汪精卫投敌时最初到上海和日本谈判密约之人，故梅自认是“和平运动”第一功臣，结果只捞到一个“实业部长”，心有不甘，故要辞职；汪伪政权成立后，汪和梅等发现日本军阀不遵守密约规定（如有关日军撤军问题），而且飞扬跋扈，难以应付，故梅跪地大哭。此外，汪的《日记》中还记了一些身边琐事，非他人可知。如1940年5月22日记着：“阿六与人争执，被人击毙，甚为惋惜。”阿六是汪精卫的仆人，若有人试图伪造，断不会记录此类细节。
细看《日记》的内容，也不存在伪造的可能。《日记》是从1940年1月开始的，完全是备忘录式的记事。如“1月20日”仅四个字：“宴影佐等”。影佐祯昭是日特“梅机关”的负责人，汪政权的后台老板。“1月7日”仅三个字：“晤张诚”。张原为国民党军委会高参。“1月15日”为五个字：“致蒋、王、梁电”。三人指蒋介石、王克敏（伪华北临时政府首脑）、梁鸿志（伪南京维新政府首脑）。“2月4日”为十个字：“七、要、杰、佩晨7时广州”。（均为汪的亲属）最长的要算“1月28日”，也只30多个字：“上午自9时至12时半，下午自2时至5时半，招集中委20余人会议（尚有党外人）。”即使是汪伪政府成立，所谓还都南京的“3月30日”，也仅22个字：“国民政府还都典礼。读还都宣言。向东京广播。开中政会。”由此可见，《日记》实为每日一记的备忘录，严格来说，不应称之为日记，仅作为个人备忘之用。《日记》内容晦涩难懂，上海档案馆在出版前进行了详尽的考证与注释（遗憾的是仅出版了两期便停刊）。《日记》的复印本流传海外后，汪精卫、曾仲鸣、方君璧的后代也客观地承认，汪精卫虽不常写日记，但记录日常琐事却是可能的。若有人质疑其真实性，这样的内容又何须伪造？古时伪造书画信件，多是为了谋利，而汪的《日记》长期被忽视，连捐赠者也未得一分利益，内容反而进一步揭露了汪的汉奸罪行。综上所述，可以断定，《日记》确为真品。
03、《汪精卫恋爱史》述起
为何汪精卫将《日记》托付于方君璧而非其子女或亲戚？这需从汪精卫与方家的渊源讲起。汪、方、曾、陈四姓间有着悠久的交情，这段历史在现代史上亦占有一席之地。
福州望族方氏，与辛亥革命息息相关。方家子女各有排行，方君璧位列第十一，因此被尊称为“十一姑”。“七姑”方君瑛，堪称女中豪杰，曾与汪精卫私交甚笃，以致坊间流传《汪精卫恋爱史》一书。方家第四子方声濂（已故），其妻曾醒，是同盟会早期女将之一。不幸的是，曾醒的弟弟曾仲鸣，在河内遭军统特务暗杀。老七方声洞，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参与广州起义，成为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1905年，21岁的七姑方君瑛携寡嫂曾醒东渡日本，加入同盟会，孙中山对她们极为敬重。当时，无政府主义盛行，方君瑛担任同盟会暗杀部部长。汪精卫、曾醒、方君瑛、黎仲实四人，每日商讨暗杀清廷大员之策，以振奋人心。远在南洋马亚西亚的橡胶富商之女陈璧君，为逃避婚约，独自前往东京，加入同盟会，与方君瑛同住。汪精卫英俊潇洒，与七姑君瑛关系亲密。陈璧君到来后，对汪精卫展开猛烈追求，形成三角恋。方君瑛宽宏大量，见状默默退出。社会上流行的《汪精卫恋爱史》，正是讲述汪、方、陈的三角情缘。有识之士认为，若汪与方结合，汪的一生或许将重写。方君瑛谦逊而不失气度，与陈璧君的强势形成鲜明对比。汪精卫当年刺杀摄政王载沣，正是在方君瑛这位“暗杀部长”的策划下。陈璧君比方君瑛小七岁，当时人称陈为“七妹”，曾醒为“三姐”。汪精卫、方君瑛和陈璧君都曾订婚，但最终解除封建婚约，方君瑛终身未嫁。1909年，汪精卫、黎仲实等赴北京刺杀摄政王，陈璧君坚持偷偷跟随，方君瑛劝阻无效。自此，方君瑛毅然断绝与汪的情缘，成全了陈璧君。然而，汪、方、曾、陈四姓关系始终亲密，得益于方君瑛的豁达，四家如同亲姐妹般紧密相连。
“七姑”方君瑛在同盟会的威信很高，孙中山、胡汉民、朱执信等对她和曾醒，均十分尊重。辛亥革命后，孙中山要方君瑛出任福建省教育厅厅长，但她力辞不就，说：“革命无成，不想做官。”后来，方君瑛勉强同意担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由曾醒为监学（教导主任）。1914年，方君瑛和曾醒辞去工作，和汪精卫、陈璧君等一起去法国。曾醒带了幼弟曾仲鸣，方君瑛带了十一妹方君璧，这二人长大后就在法国结婚。方君瑛在法国，身边有不少四姓求学的子弟，故生活十分艰苦，但方君瑛不仅安排得妥妥帖帖，而自己也在1921年秋，终于获得数学硕士学位，成为中国女性在法国得此殊荣的第一人。其间，方君瑛独自忍受着感情上的痛苦，顾全大局，始终把已和汪精卫结婚的陈璧君当作亲妹妹看待。汪精卫后来虽成为大汉奸，但他在私生活上却不乱来，汪对方君瑛的情感一直埋在心底。1914年，汪的第一个儿子在法国出生，名为汪孟晋，一切全由方君瑛精心照料。汪为了感谢方君瑛，特为儿子取了个号，叫“文婴”。“婴”、“瑛”同音，留作永久纪念。方君璧的名字，也是汪精卫起的。方君璧原名“君玉”，君瑛嫌“玉”字太俗，就叫汪改名。汪笑着说：“七妹叫璧君，这真巧了，两家都是以‘君’字排行。陈家的‘君’排在下面，你家的‘君’排在上面。七妹既那么喜欢十一妹，不如将名字倒一倒，就叫‘君璧’吧。”从此，方君玉改名为方君璧。由此可见，汪、陈对方家关系之深了。方君璧虽从不过问政治，但她的丈夫曾仲鸣却是汪精卫“改组派”最最重要的人物，地位在顾孟余、陈公博之上。1938年，军统戴笠要刺杀汪精卫，却在河内误杀了曾仲鸣。方君璧也身中三枪，受了重伤，后幸而痊愈。汪夫妇就把她当作自己的女儿，更加爱护了。所有心腹之事，全对她讲，重要的东西，也都交她收藏。汪精卫有二子三女：长子汪文晋、次子汪文悌，虽然非纨绔子弟，却才识平庸，未能成器。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恂均为普通人。三女汪文彬则一直居于印度尼西亚，成为修女，更是远离尘世纷扰。因此，在日伪即将覆灭之际，汪精卫夫妇将数百箱具有重要历史价值的重要物品，包括那本《日记》，交付方君璧保管，实乃顺理成章之事。
方君瑛女士，内怀柔情，外显坚毅。她不仅斩断了与汪氏的情感纠葛，更亲眼目睹国家政治的败坏，无力挽回，于1923年6月12日，在上海选择以大量吗啡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她留下的遗书中，她这样写道：“君瑛之死，出于自愿，非受他人胁迫。因目睹社会之腐败，已至无可挽救之地步，且自身无力改良，唯有以死明志！生而无聊，我对不起所有关爱我的人，如今我已离开，所有的恩情，来生定当回报。”遗书中的言语含蓄而深刻，有识之士普遍认为，“所有爱我者”一语，主要是指汪精卫。方君瑛离世之际，汪精卫正身处广州，闻讯后悲痛欲绝，连发电报和书信给曾仲鸣与方君璧，字句间除表达对逝者的深切哀悼外，亦流露出无限深情。
04、所谓“遗嘱”
汪精卫的亲朋好友，包括陈璧君，均声称汪在日本疗疾直至生命终结，未曾留下任何遗嘱。然而，1964年，香港突然浮现了一份署名为“兆铭”的所谓遗嘱，标题为“最后之心情”。虽然标题确系汪精卫亲笔所书，但遗嘱正文前的记载却表明，全文系由陈璧君代为誊写，且明确指出需待汪精卫逝世后二十载方可公之于众。该遗嘱一经问世，便在海外引发了轩然大波。然而，与《日记》不同的是，这份“遗嘱”疑云重重，真伪难辨。
呈递此份“遗嘱”者，乃周佛海的亲信金雄白。彼时，金雄白以“朱子家”为笔名，在香港《春秋》杂志连载长篇回忆录《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洋洋洒洒近百万言，后集结成六本单行本。金雄白并非汪精卫“改组派”成员，亦非汪精卫的亲信，实则长期为国民党CC派系的一员。战前，他曾任国民党《中央日报》及上海《晨报》（由CC派系成员潘公展创办）的采访主任，是一位资深的报人。此后，金雄白一直追随周佛海，在汪伪政权中担任汪记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同时亦任伪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副主任。金雄白不仅是一位报人，更是一位知名律师。在周佛海的支持下，汪伪时期他在南京创办了《中报》，在上海创办了《平报》，还首创了小报先河的《海报》（后由毛子佩接手，更名为《铁报》；解放初期，更名《亦报》，由冯亦代主持）。因此，金雄白与汪精卫看似并无瓜葛。然而，汪精卫的“遗嘱”并未在其亲属手中流传，反而是由金雄白获得并公之于众，这实乃令人颇感意外之事。
汪的“遗嘱”竟到金雄白的手里，是不得不令人怀疑的，而且来历非常蹊跷，不合情理。金雄白在《汪精卫国事遗书发现经过》一文内说：“1964年2月8日那一天，‘春秋杂志社’转给我发自本港的一封挂号信，发信人却无姓名。启视之下，有一叠四张半蝇头小楷复写的汪精卫的国事遗书，又有一张荣宝斋信纸上，汪氏亲笔写的“最后之心情 兆铭”七字。透查封内，并无发信人附给我的函件。我已深以为异。最初，我为信纸上汪先生的字迹所吸引，再四审视，虽确信为汪氏之亲笔，但仍抱有一个先入的成见，认为汪先生并没有立下遗书。当汪先生的遗体从名古屋移到南京时，许多人都急急向汪夫人陈璧君探问：‘汪先生有没有立过遗嘱？’她当众回答得很干脆：‘没有！’而在这留港几年，我曾不时与汪先生的家属有所接触。当汪先生在日卧病时，他们都是朝夕随侍之人，而他们又几乎一致说：‘先生在病中，没看到写过什么遗嘱、遗书一类的文件。’”不过，后来金雄白仍相信汪的遗嘱是真的。金又写道：“不仅这‘最后之心情’几字，无可怀疑是汪的真迹，其次，看惯汪先生文笔的人，一眼立能辨其真伪。5000字的长文，有谁能仿冒？寄件人既不是他的亲属，而且不愿透露姓名，更有何仿冒之必要？况过去的许多事实，也是别人所无法知道的。纸张的陈旧，显然已有一二十年的时间，连上面的一枚图钉，也已锈迹深印在纸上了。”金雄白为了进一步证实，当即会见汪的长子汪孟晋（当时，陈璧君也于1959年在上海监狱病死）。当汪孟晋读完全文后，对题目的字迹、笔调和言语等所说的一切，认为均非伪造。汪孟晋并认为，全文抄写的笔迹，是出于汪的至友龙榆生之手（遗书内是说叫陈璧君抄写的，但发现的又不是陈的笔迹）。龙榆生是汪家密友，担任过汪伪中央大学教授，陈璧君在上海市监狱服刑，龙曾长期送去书籍，内中就有毛泽东的《论人民民主专政》。陈璧君一再阅读，终于写出了“共产党的成功，绝非偶然”的自白书。
经过金雄白等多位学者深入研究，众人普遍认为，汪精卫在病榻之上或许仅草拟了文章题目，随后的口述或录音内容则由他人整理成文。此篇文稿无疑由陈璧君所保管，遗嘱中明确规定，汪精卫去世后20年方得公之于众，因此她将其秘而不宣。直至陈璧君被判无期徒刑，深知狱中余生无望，才秘密联络了值得信赖的龙榆生。当时，汪精卫的子女以及方君璧均不在上海，唯有龙榆生频繁往来。1964年恰逢汪精卫逝世20周年（汪于1944年11月10日离世），因此信件很可能是龙榆生的后人或心腹友人所寄出。
汪精卫的女婿何文杰，和汪十分亲密，胜过汪的子女。汪在日本治病时，何自始至终，随侍在侧，寸步不离，汪是不是有遗嘱，何应该是最最清楚的人。当何文杰在港看到这份“遗嘱”时，除确认“最后之心情 兆铭”为汪亲笔外，从文笔和风格上也证明是汪的文章，但何认为绝不是汪在日本病危时所写。汪精卫另一密友朱朴，看了遗书后说：“我看惯了汪先生的文章，这是别人万难模拟的。”大汉奸陈君慧看后说：“我曾赴日本探视汪先生的疾病。我委婉问他对将来有什么交代？汪说：‘一切已详在我的著作中。’这‘著作’二字，可能就是指的‘遗嘱’。”汪的长女汪文惺看后则说：“若这份遗书是伪造的，无论是文笔还是内容，都达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然而，究竟是谁会伪造汪精卫的遗嘱？伪造的动机又是什么？而这份《最后之心情》的真迹又是如何出现的？在大陆、台湾乃至日本，似乎都不可能存在伪造的可能性，因为这份遗嘱明显反苏、反共，甚至反日，只是汪精卫对自己的丑行进行美化。
经过这么多人验证后，金雄白和不少人认为，如这份遗书真是汪所口述，只有一个可能，即1943年底动手术取出十年前留在胸间的子弹后，在南京北极阁寓所休养时所预拟好的草稿，交陈璧君抄写而保存。于是，金雄白就将汪的“遗嘱”全文发表，当即轰动一时，尤其是香港和日本，反应十分强烈。
至于“遗嘱”的内容，实在不值一提。统观全文，共5000字，不外乎下列几点：（1）反苏反共。汪认为中日打仗，必定两败俱伤，结果是苏联坐收渔利，中共借此壮大。汪为此说：“……追溯民国27年（即1938年），远东局势已沦为日本独霸，各国均置身事外。而唯一支持日本作战的，唯有苏俄。究其原因，无非是欲使我方陷入困境，直至崩溃，一方面是为了缓解日本在东方的威胁，另一方面则是暗中削弱我国的国力……”（2）汪精卫将和平未能实现的责任归咎于日本军阀的跋扈，违背了条约规定，以此将自己汉奸的罪名推得干干净净。（3）他借孙中山的“大亚洲主义”之名，试图掩盖其汉奸卖国的实质。整篇文章，无不充斥着汪精卫试图美化自己的企图。
05、遗嘱反响
汪精卫所谓的“遗嘱”一经公布，便在日本引发了轩然大波。
销量高达每日500余万份的《每日新闻》，率先行动，在1964年4月29日与30日这两天，以最显眼的版面对遗书进行了刊登。在按语中，它这样评价：“时至今日，这份遗书的重要性不亚于孙中山先生的遗嘱，堪称昭和时期的重要历史文献。”
紧接着，美国的美联社向全球播发了新闻稿，将其视为中日八年抗战中的一项重大新发现。
然后，是日本东京的英文《日本时报》，于1964年5月7日刊出了中文的影印件，并附有一篇专论。英文《日本时报》当时是很有影响的报纸，在美国和东南亚一带，都有很大销路。该报刊出时的标题是：“汪兆铭遗书，再度揭示历史的真相。”鉴于“遗嘱”实则充斥着美化自我之辞，故《日本时报》在附文中补充道：“对于汪兆铭而言，他一直被历史视为日本占领下南京傀儡政权的头目，然而，通过自己的遗言，他试图为自己的过往进行一番重新辩解。”
因此，引发了如此激烈的反响，有识之士普遍认为，这与中国当时所面临的美苏冷战以及广泛存在的反苏反共情绪密切相关。
在日本，各界几乎毫无异议地确认“遗嘱”的真实性。《每日新闻》发表相关报道后，迅速派遣记者对时任侵华日军副总参谋长的今井武夫进行了专访。今井自始至终是汪伪政权的策划者和参与者。面对记者，他表示：“《每日新闻》所披露的汪精卫先生的国家遗书，无疑是历史上的重大发现。根据我个人的判断，这份遗书确实反映了汪氏的真实心意。”《每日新闻》随后又安排记者对参与汪伪政权建立的关键人物清水董三进行了专访。清水一开口便直言：“这才是真正的遗书。”然而，这些曾在侵华时期活跃的日本人士的观点，我们只能将其作为参考。因为在当时，他们普遍怀有“自责”、“自悔”的心态，普遍认为日本确实违背了条约，犯下了对中国的罪行，因此才对汪精卫在“遗书”中所展现的丑陋一面予以认可。
然而，亦有人质疑“遗嘱”的真伪。《每日新闻》在访谈日本人士之余，亦向中方寻求证词。1964年5月15日，胡兰成撰文《汪精卫的国事遗书——思想混乱之反映》，力主“遗嘱”系伪造之作，并将汪精卫及自己美化为“日本的真正朋友”。他甚至将汪精卫倡导的所谓“和平运动”视为“爱日运动”的典范，同时自诩为汪精卫的亲信，声称能证明汪精卫从未撰写过“遗嘱”。汪伪政府成立之际，胡兰成凭借其文笔，骗取了伪宣传部政务次长的职位，然而不久便与汪精卫的真正亲信、伪宣传部长林柏生反目，遭汪精卫软禁。获日本人释放后，胡兰成随即脱离汪精卫，与“76号”特工头目李士群为伍，创办了特务报纸《国民新闻》。由此可见，胡兰成的文章纯属自我吹嘘，毫无参考价值。
再次，1964年8月，香港知名的《新闻天地》杂志亦全文发表了汪的“遗嘱”，并配以长篇评论，明确站在台湾国民党的立场上，断言“遗嘱”乃伪造之作，甚至指责其为“助共之举，有损国体”（即台湾之国体）。该评论由杂志老板卜少夫撰写，卜少夫本人即是台湾的“立法委员”。然而，此文缺乏有力的驳斥证据，不足以采信。
据此而言，遗嘱的真实性似乎已被确认？然而，这尚无定论。原因在于，虽然遗嘱的标题出自汪之手，但其5000字的长文究竟出自何人之手，依旧是个未解之谜。再加上匿名寄给非汪派的金雄白，这一情况更是让人难以解释。因此，我们只能对此持保留态度，待进一步核实。
自1965年起，这一议题逐渐淡出公众视野，鲜有人再对其真伪进行探讨。本文提出，“遗嘱”中存在诸多疑点，难以断定为真。即便退一步考虑，即便其确为真，也不过是汪精卫一篇针对苏联和共产党的批判文章，充其量只是历史洪流中微不足道的一朵泡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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